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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同时，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没有法律特别规定，原则上不停止执行。

同时，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没有法律特别规定，原则上不停止执行。

（一）发展规划法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的保障 第一，发展规划法为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程序保障。[30]参见刘相伟、李学楼：《重新认识法与政策的关系》，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

这保证了规划在被依法消灭前绝对的公定力。我国尚未制定《发展规划法》，与财政预算和金融方面的立法工作相比而言，发展规划工作立法严重滞后。四、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行为公定力与提高公众参与度 （一）发展规划行为公定力的分析 本文所称规划行为，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行为，是指国家规划职能机关以制定和执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目标所实施的政府行为。（二）规划是人类社会管理与协调的需要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综上理解，笔者认为，规划是指各级政府拟定的适用于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时间延续性和空间限定性的战略指导性计划。

这是发展规划和财政、货币等政策必须协调的依据。【关键词】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最后，对数字的过分依赖必然会导致法律对人性的判断失真。尽管数字社会对于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冲击还刚刚开始，但其中所蕴含的极大的潜在效应却不能忽视，物理意义直接让位于数字时空、数字符号意义，新的社会实在径直撑起时代的精神状态。当时的概况可参阅:《电脑量刑争议中前行》，《法制日报》2004年9月13日。[40] 具体到法律，那种完全以数字来确定人类行为的性质与程度的做法，在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看来，其实是反映了那些懒得深入思考而又急于得到精确结果的人对社会世界试图作出精确的、机械控制的幼稚想法。

  【摘要】法律的数字化是一个值得关注但至今尚未被充分关注的现象。这种想法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就从自然科学那里借来的错误观念。

一方面，一些在法律条文中表述得比较模糊的内容，包括情节严重、合理方式或较大影响等等，司法实践中往往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予以明确。如果仅从法律的技术维度过分强调数字的工具属性，忽略了法律所承载的那些不能数字化的价值，将面临着过度数字化带来的恶果:首先，法律对数字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极端形式主义。相信，如果这一探索能够取得成功，这对于人情、面子文化发达的中国，其意义不可小视!参见周安平:《天价过路费案对法律常识的偏离》，《法学》2011年第3期。正如仅考虑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及各自将来的生活需求并不足以证立一桩婚姻一样，就法律的数字化而言，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系统和社会进程中探寻更深层次的驱动力量。

这种简洁性有助于思维的效率。电脑量刑再次引人瞩目起因于《法制日报》2006年8月2日的报道:《电脑量刑能否避免同案不同刑淄川法院探索刑事审判量刑标准化》。[30]以曾经引发大范围讨论的醉驾入刑为例，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即为司法自由裁量权究竟应当有多大，附带条件的‘酒驾入刑会不会让法律变成橡皮筋，会不会助长以言代法和执法不公?而著名刑法专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认为，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轻微并不好判定。但对那些处理确定性对象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或心理学)来说，则只有在其能够运用数学工具时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而且一门科学对于数学工具的应用程度，就是这门科学渐变为真实科学的发展程度。

一方面，在该条规定中，四个不同的量刑格是分别与四种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相互对应的，以数字形式出现的犯罪数额则完成了对不同程度犯罪行为的度量与定性;另一方面，即使第(四)款中仍坚持将犯罪数额与犯罪情节一并考虑，但将五千元作为定罪起点已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从而，数字成为了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9]作为工具使用的数字，从社会进程中看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度量功能。

曲笑飞，单位系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泛滥，转移了人们关于人类行为的善恶评价，或者说人类行为的善恶评价主要根据其造成的社会损失，而不是根据其行为本身的性质，这就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性质与功能予以混淆。

(一)人的行为必须从量的方面进行认识和评价 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法律所规范的对象是人的行为。三、数字化的法律意义 前文从工具维度揭示出了法律与数字相结合的内在机理，然而，法律并不只是一种技术，法律还承载着社会的价值期待，而数字在其工具属性之外还有着文化属性。法律中的数字在为法官设置了不得逾越的樊篱的同时，也为法官在这些樊篱之中翩翩起舞争得了可能。在被认为是现保存下来的最早成文法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共计282条规定，除数字序号以外，条文中还经常使用30倍、三分之一、第二个等数字符号来界定不法行为或规定相应的后果[1]。数字正是通过有限来想象、刻画进而把握无限的技术。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目的性，成为一切异化现象的共同特点。

数字正是因为其能满足人们对于确定性的需求而在法律上得到了普遍的使用。本文限于篇幅将不再区分数字的功能与作用，尽管笔者相信该二者是可以且应当予以区分的，同时坚持认为数字的意义亦不同于数字的功能、作用。

然而，如果定罪量刑时不以酒精含量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如果任由法官来判断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轻微或者情节严重，其裁量权是否过于宽泛?另外，缺乏唯一的量化标准可能会助长选择性执法和执法不公，人们更加担心这是给官员醉驾和特权醉驾留下口子。韦伯不仅把法律的形式化看作是法律权威原则的确证，是法律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同时，在程序意义上，法律的形式化还要求司法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进行运作，实现司法形式主义。

伦理、经济等事实需要不再成为变通甚至扭曲法律的借口。[26]〔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姬敬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9]新华社:《醉驾入刑应由人大解释而非最高法》，《新京报》2011年5月16日;2011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醉驾不一定入刑的意见，详见《最高法称将统一规范醉驾案法律适用标准》，《新京报》2011年5月19日。

在被视为中国封建法典之典范的《唐律疏义》中，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更加细致: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另外，一个行为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而每一种质都具有一定的量，因此，行为量的规定性也是多方面的。甚至听说，还有法院正在探索设计出一套计算机的运(应)用程序，试图通过计算机数据的运用，来完成司法复杂的定罪量刑，以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的因素。http://news．qq．com/a/20110516/000114．htm?pgv_ref=aio，最后访问于2011年5月16日。

所谓异化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成了奴役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正如砖头的发明者不能预想砖头还可以是一种随手可得的凶器，数字的发明者同样也不能设想数字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竟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赋予了如此崇高的意义。

参见《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第364页。综上，法律与数字相结合的内在机理同时体现在表达与操作两方面:一方面，现实存在的模糊性，导致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的形式以达致认识的精确性;同时，现实存在的内生秩序，使得通过数字化的形式来表达法律成为可能。

法律与数字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体现在两方面:现实存在的模糊性导致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的形式以达致认识的精确性，而现实存在的秩序性使得通过数字化的形式来表达法律成为可能;数字的格式化特征与法律所追求的客观性不谋而合，而法律所需要的可操作性恰可借助数字的工具功能得以满足。数字不仅在作为立法结果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而且作为法律运行过程的司法实践对数字则更为依赖。

[27]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脆弱的权力，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偏移，也就需要理性规范和制度保障。受所监赃二百五十以上，系治。【关键词】法律数字化。无禄者，各减一等，即枉法者二十匹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

关于数字的功能，结绳计事的记载表明在其产生之初可能仅限于排序与度量，但在历史进程中事物常常会发生功能的流变[8]，现代社会中数字的功能已远远溢出结绳计事的范围，除排序与度量以外，数字还被用于进行分类、比较、计算、集合、排除、遴选……等等过程中，几乎与人的思维相关的每种工作均须以数字作为基本工具。数字在现行法中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且其在条文规范中的地位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们难以设想一部没有包含数字的法律会是如何! 二、法律与数字相结合的内在机理 法律为何青睐数字?法律中广泛存在的数字化现象表明数字与法律的结合必定存在某种内在的机理。

实质上，数字化比资本更具有强大的魔力，如同上帝之手将人类推向一个新世界，自由、平等、民族、国家、道德、法律、制度、舆论等等范畴将获得重新解释，世界精神的转型刚刚开始。[11]美国著名数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对数学的符号化特征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均须以司法中立为前提。[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5月9日实施)第3条。